学制不会缩短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教育部
两会上，学制缩短的建议再次引发大家的兴趣。
此前，已经有多位专家建议，将我国基础教育学制缩短为10年、实行10年义务教育、高职和普通大专实行开放式教育。但是教育部的回复让大家的期望落空。
在教育部网站，可以找到往年的具体回复：
“目前，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课程是九年一贯整体设计，普通高中课程按三年设置。这一课程安排是经过长期实践、反复调整后逐步建立的，基本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基本符合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和认知规律。”
听上去有道理。你可以说这是长期实践证明的，但是改革就是破旧立新啊。为什么就不能改呢？
其实，虽然不会缩短学制，但是国内一直有学制结构调整和减少阶段性考试的小范围试点。比如上海的小学就是五年制，在北京也有早培、1+3、2+4等制度。这些制度并没有减少焦虑，反而增加了焦虑。
上海的小学才五年，于是小升初的焦虑比全国其他地方提前了一年。孩子二、三年级家长就开始为择校发愁。
2+4制是指不用中考，直接上高中。但是2+4制是有淘汰的，所以学生们一点也没法放松，反而比中考的人压力更大。
还有一种说法是，缩短学制意味着人员、设施的大幅度缩编，以及教材的重新研发。教材重新研发只是费时费力，算是大的调整。主动缩编，等于让教育部门砍自己的手脚。自废武功，当然是很难做到的。
在我看来，这些都不是根本原因。
根本原因不在于教育部，而在于其他部门。或者更简单地说，学制缩短意味着提前毕业，然后呢？
找不到接盘侠，就等于提前失业。
一大群失业青年在社会上晃荡，会是什么样子？
此前在BetterRead的《他们这样学——理解考试，就理解了学霸的成功与遗憾》一文里聊过，大家都在争论教育到底是培养人还是筛选人。其实，从政府角度来说，这两个都不算教育的根本功能。
对于政府来说，教育体系的重要功能，是辅助利益分配，或者说，让这个社会的核心利益群体感到自己能够获得上升的通道，进而以更公平的方式参与利益分配。
为什么说是感到呢？
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公平的事情，但是只要“感受到公平”，大家就不闹了。
简言之，教育系统就是一个社会稳定器。
这个稳定器在历史上多次发挥作用，最典型的1999年高校扩招。
1998年，全国高校的招生人数为180万，1999年扩招比例高达47%，到了2005年，高校招生人数已达到530万人。
这样大规模的扩招，并不是教育部门的人提出的，而是当时的亚洲开发银行驻北京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 其根本原因也不是人才，而是经济。具体来说，就是“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四大目标。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全国各地都在遭遇“下岗潮”。就业压力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最大挑战。
2009年的一则新华网报道称，武汉市一位领导深有感触地说，2002年，他开始管教育，当时是工业调整最痛苦的几年，适逢下岗高峰，再就业摆在优先地位。武汉再就业人员当时有30万。多亏扩招，缓解了就业难。6年时间，武汉市再就业人员就减少到了几万人。
除了高校扩招，政府还停止了另一项和教育有关的政策，就是包分配制度。
1996年人事部宣布不再包分配，2000年全面停止包分配制度。这个决定对于今天的考生来说影响也是相当大。
在此之前，很多人宁可读中专、大专，就是为了早点读完早点工作。但是因为包分配制度的停止，卷学历就越来越激烈。在高校扩招的年代还不至于那么卷，但是到了今天，卷名校、卷学历已经到了极为激烈的程度，正因为这两者被认为是就业单位唯一的筛选标准。
教育发挥稳定器的作用，不仅在中国有，在美国也有。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加入二战。二战结束后，数百万退伍军人的安置成了问题。1944年罗斯福政府推出《美国军人权利法案》，几经修订后，最终美国政府决定为愿意接受大学教育的退伍军人提供每月500美元的补贴，足以基本覆盖学费和生活费。
1946年到1949年期间，平均每年有100万名退伍军人涌入大学求学。相较之下，战前每年的大学新生人数仅为140万人。这一变化推动了美国大学的扩招。
中美两个例子的共同点，都是由政府出钱，延长学制，让可能面临失业的人群呆在学校里继续接受教育，给社会也给他们自己喘息的时间和空间。
看到这里，你也许会说，学制延长的案例存在，并不能说明学制短就不行啊。
那我们来看看，学制短一点会怎样呢？
比如七十年前，中国的大学生是很少的，大部分人小学毕业甚至小学都没上过，小部分人是中学毕业。学习难度不高，考试也不多。那么，他们就不焦虑了吗？他们毕业后去哪里呢？找到接盘侠了吗？
他们下乡了。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场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大规模运动。在长达二十余年里，大概有近两千万的城市青年前往农村定居与劳动。追根溯源，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城市中小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
是的，他们大部分都是中小学毕业生，没上过大学。但是即便如此，在当时的国民经济条件下也很难找到工作。他们的出路被指向了农村和边疆。
毛泽东在1955年9月《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一个按语中发出号召：“组织中学生和小学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957年4月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也明确指出：“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
即便当时的学制不长，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央政府依然选择了延长教育时间，为政府和社会留下喘息的时间和空间。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不同的是，政府把可能面临失业的人群放在了农村接受另一种形式的教育。
当时的学制短，并不是刻意缩短，而是当时没有太多高校。至于为什么不是扩建高校延长学制，估计是没钱。
那么，这项长达二十年的运动是不是真正解决了就业问题？是不是真正弥合了城乡差距？历史学家和亲历者应该有自己的说法。
我们所知道的是，1978年这个运动正式结束了，当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改革开放的决议。中国经济由此腾飞。
历史告诉我们，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七十年前还是五十年前，教育都起到了稳定器的作用，也的确可以暂时缓解就业压力。但是真正带来经济增长和就业的是改革和开放。
其实，这个结论很多人心里都明白。比如提出缩短学制的两位知名学者姚洋和梁建章，一个是经济学教授一个是知名企业家。他们会不知道吗？
那他们为什么不说呢？
因为经济改革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比教育改革要难得多。
这好比下棋。你想下五子棋，但是对方拿出了国际象棋的棋盘，你无论如何也赢不了，怎么办？
有三条路。
第一，捏着鼻子快速学习国际象棋的规则。这是目前大部分家长的做法。
第二，持续呼吁换成五子棋的棋盘。这是学者和专家。
第三，掀翻棋盘。
我不玩了。
2023年，中国出生人口为90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39‰，双双创下七十多年来的最低水平。《202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3年全国学前教育在园幼儿总数进一步出现较大幅度下降，较上年减少534.57万人。
新一代的中国人选择了第三种做法。
目前只是幼儿园关闭潮，但是显而易见，未来我们会迎来中学甚至大学的关闭。
根据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高等教育研究院副教授乔锦忠团队的研究，2035年全国将出现约150万小学教师过剩的状态。全国将有约150万的小学教师、37万的初中教师过剩。
当教育不再是稳定期而是焦虑发生器，当人口减少能回造成一个行业的消亡甚至是多个行业的放缓或停滞时，你还改不改规则？
这个问题肯定不是教育部一家可以回答的，但必须要有一个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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